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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穴位刺激調控法對骨科擇期手術術前焦慮的患者進行干預，探討穴位刺激調控法對術前焦慮的控制效果，有研究報道， 即使再小的手術也會引起患者強烈的情緒反應，患者常在術前設想可能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而出現焦慮。
骨科患者術前焦慮的發生率及其影響因素
本研究中患者面對突發性和創傷性的疾病以及手術這一應激源的衝擊，相關知識缺乏等其他因素，使得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活動障礙和心理上的角色衝突、角色混亂等，在術前常伴有焦慮情緒。
回顧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有研究者對術前焦慮進行了理論探討。認為術前焦慮源於對感知的威脅，如可能造成的痛苦，失去獨立，身體形象改變，不理想的診斷結果等；認為術前焦慮源於失去控制，術後恢復的不確定對家庭和工作的影響會增加術前焦慮的程度。
對17例手術患者的質性研究發現，術前焦慮的來源可以歸為外科手術、症狀、恢復過程、組織和護理五個主題。本研究在對274例創傷骨折患者術前焦慮的調查研究中發現，術前焦慮的發生率為46.3%，其中存在焦慮的人數佔總調查人數的43.8%，明顯焦慮的佔總調查人數的2.55%。此研究結果與石光榮等對1000例創傷骨折住院患者的焦慮發生率47.7%的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
在本研究調查的274例患者中，男性的平均HAMA得分為（11.72±5.04）分，女性的平均HAMA得分為（13.31±0.43）分，總體上女性術前焦慮的水平高於男性，且兩者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
調查研究亦發現女性的焦慮程度高於男性。這可能與女性體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波動；女性神經系統較高的興奮性；承擔著照顧家庭成員的任務多於男性；獲取關注和支持的強烈需求和現實無法全部滿足等有關。
另外，在不同年齡分段、婚姻狀況、骨折部位比較上，各組之間的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45歲～59歲患者的焦慮評分明顯高於其他三組年齡段的患者，這可能與此年齡段的患者在社會、家庭中都擔任重要角色，更加關注手術的預後、疾病的轉歸有關。
對影響骨科擇期手術患者術前焦慮的單因素方差分析有統計差異的因素，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表明，性別和醫療支付方式對術前焦慮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女性和自費患者較之男性和醫保患者應予以更多的關注和心理支持。
另外有研究指出，術前焦慮的發生與程度還與患者的個性特徵、麻醉、認知活動等有關，如特質焦慮高的患者易出現高狀態焦慮。故針對患者術前焦慮應激來源實施有針對性的護理措施尤為重要。
術前焦慮的發生機制
術前焦慮作為一種複雜的心理和行為反應，患者常伴有緊張不安、胸悶、口乾、尿急尿頻、食慾下降等不同程度的症狀。其發生機制與神經生物學、內分泌、免疫、遺傳等多方面因素有關，但具體機制尚未明瞭。神經遞質學說、神經內分泌學說、神經免疫學說等是目前主要的學說類型。以下從神經生物學和中醫角度對術前焦慮的機制予以闡述。
神經生物學解釋
關於焦慮在神經生物學中的解釋，研究者們經歷了從對單一的胺能系統（去甲腎上腺素系統、5-羥色胺系統、苯二氮—γ氨基丁酸即GABA系統、腎上腺皮質功能等研究到對（促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RF系統，即較為複雜系統相互關聯的研究，從而探討各系統對外周和中樞的作用和影響個體焦慮情緒的方式。
（1）與單胺能系統有關單胺類是神經遞質中的一個大類，其遞質包括5-羥色胺（簡稱，5-HT）、去甲腎上腺素（簡稱，NE）、腎上腺素（簡稱AD）、多巴胺（簡稱DA）等。在焦慮相關的腦區，下丘腦、丘腦、基底神經節等，5-HT分佈廣泛。5-HT亞型如5-HT1A，5-HT2C，5-HT轉運子等均參與焦慮的發生，當5-HT不足或過剩，5-HT1As受體不足，5-HT2C受體亢進時則可能引起焦慮。
其次，多巴胺對前額皮層中部的投射路徑應激較為敏感，當多巴胺D2受體被激活時，可進一步激活杏仁核，導致焦慮的發生。另外，研究發現患者的焦慮狀態是去甲腎上腺功能增強的特徵性表現。動物研究顯示，小鼠腦組織中NE含量高於其他各對照組時，則表現出一系列的焦慮行為學症狀，說明NE可能與焦慮的發生直接相關。
（2）與CRF系統有關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簡稱HPA）的活動會因機體的應激反應而增強，腦中某些區域如腦幹（藍斑）、邊緣系統（海馬和杏仁核）以及前額皮質被激活，釋放促使存在室旁核（簡稱PVN）、杏仁核的中樞神經團等部位的促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RF）活動的物質。
該物質又與下丘腦室旁核所產生的荷爾蒙精氨酸加壓素（簡稱AVP）共同作用，直接增強了腦垂體—腎上腺系統的活性，促使腦垂體前部促腎上腺皮質激素（簡稱ACTH）合成和釋放，引起糖皮質激素的產生的增加。糖皮質激素與腎上腺髓質和交感神經末梢釋放的兒茶酚按結合，提高葡萄糖循環水平。
動物研究顯示，在小鼠藍斑區注入CRF，在CRF1受體介導下可引起小鼠明顯的焦慮和焦慮樣行為。分佈於前腦去甲腎上腺神經元主要來源的藍斑和杏仁核團，這些與焦慮有關的腦結構中分佈者一定濃度的CRF神經末梢。當發生急性和慢性應激時，CRF會在藍斑部位集中，故腦幹中的CRF神經元和藍斑—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神經元是相聯繫。
另外，CRF不僅介導了應激時的內分泌反應，同時對腦部以及行為上的自主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反應起介導作用。（3）與心理結構有關源於動物範式的早期研究發現，單獨的神經遞質系統不足以研究揭示焦慮機制，心理學家開始將心理結構納入研究視野中。
個體在細胞水平上，作為一種學習結果，焦慮恐懼條件下機體反應過程中所涉及的受體和神經遞質數量會永久性增加。由此推測，作為學習結果，中樞神經系統細胞的遺傳結構會改變。另外，有大量證據顯示，壓力性的生活事件可能會使腦功能（尤其是對含有CRF的神經元和受體）產生相當持久地改變。故焦慮的發生是社會因素、腦結構和腦功能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
中醫理論解釋
祖國醫學無“焦慮”的病名，將其稱為“驚悸、鬱症、百合病”等。焦慮的發生與臟腑功能相聯繫，五臟六腑精氣缺乏易導致情志的失調。
《素問·六節藏象論》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外也”。《素問·舉痛論》曰：“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心怵惕思慮則神傷，神傷則恐懼自失”。體現了情志與心得關係，營衛氣血通利則心志暢達；不通則易出現焦慮、恐懼等神傷症狀。
《靈樞·經脈》中記載：“腎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飢不欲食，心如是若飢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素問·舉痛論》記載：“時驚是腎不足也。”有學者認為，腎虛與焦慮發生互為因果，腎藏精失調則腦髓失養，出現神志活動失調的症狀，如焦躁不安等。
《靈樞·四時氣》記載：“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恐人將捕之即為一種心中惶惶不安、焦慮恐懼的心理狀態。《靈樞·本神》記載：“脾藏營，營舍意”，《證治準繩·雜病》曰：“四髒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其和而先鬱矣”，脾主運化而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
“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丹溪心法·六鬱》指出“凡鬱皆在中焦”，說明焦慮的發生與中焦脾胃運化有關。
另有記載如“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等均體現了焦慮這一種可表現為擔憂、緊張、恐懼、膽怯等的複合情緒的發生與臟腑的關係。中醫認為，人有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是對外界環境表現的正常的情緒反應。臟腑機能正常、氣血津液充足，可以使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外界環境變化做出正常的心理反應，反之則相反。
焦慮情緒出現與變化，與臟腑功能及其他環境等因素相對應。本研究中的骨科擇期手術患者，其機體不僅受到突發的劇烈的創傷，同時需面對手術這一應激，導致臟腑的機能紊亂，氣機失調，出現精神焦慮與軀體不適兩方面“形神俱病”的症狀。
穴位刺激調控法對患者術前焦慮水平的影響
兩組手術等待期比較
為排除手術等待期長短對研究效果的干擾，將兩組患者的手術等待期進行回顧性調查發現，試驗組和對照組的平均手術等待期分別為（6.41±2.65）d和（6.00±2.18）d，兩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在本研究中為減少偏倚，納入的研究對象均為骨折擇期手術的患者。當骨折發生後，骨折端周圍的毛細血管擴張充血，易形成小血栓，阻礙微循環，故骨折周圍的組織會形成腫脹。軟組織腫脹時手術會影響手術預後，增加術後併發症如感染、壓瘡等的風險。中華創傷骨科的專家共識指出，在手術時機選擇應根據損傷控制骨科的理念。
對於閉合性骨折，手術時機適宜在腫脹消退後進行；若骨折對皮膚產生壓迫時則為最大程度地減少軟組織張力，宜在急診行復位後再擇期行確定性治療。研究顯示，無輔助干預情況下，踝關節骨折患者平均手術等待期為（8.6±2.8）。
說明部分骨折患者受損傷類型的影響，手術等待期較長。另外，手術材料準備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手術等待期的長度。較長手術等待時間增加了患者的心理負擔，使患者在術前焦慮的情緒更為突出。
兩組干預前後焦慮評分比較
術前焦慮是患者感知的緊張不安的情緒體驗，通常是潛在的且未有明確原因的。關於術前焦慮的評估，目前以量表主觀評估為主，部分研究加以生命體徵、皮質醇等客觀生理指標。國內外應用較為廣泛的評估量表有狀態特質量表（簡稱STAI）和醫院焦慮抑鬱量表（簡稱HADS），焦慮自評量表（SAS），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阿姆斯特丹焦慮信息量表（簡稱APAIS），焦慮視覺模擬評分尺（A-VAS)等。
本研究中選擇自評的A-VAS和他評的HAMA，將自評和他評兩者結合可減少僅研究者本身或患者自身評估造成的偏倚，能較為準確反映患者的術前焦慮程度。根據我國量表協會的提供的資料，HAMA總分≥14分為肯定有焦慮，具有臨床意義。因此，在本研究中選擇入院時HAMA≥14分的患者。本研究結果顯示，試驗組和對照組干預前HAMA分別為（17.90±1.84）分和（17.59±1.63）分，具有臨床干預的價值，且兩組干預前的差異無統計意義（P＞0.05）。
在今後的研究中，建議能增加客觀指標，突破人群的限制，對遠期療效如術後的焦慮程度、疼痛、康復等開展進一步的探索。此外，術前焦慮是一種主觀感受，在干預實施時為保證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無法做到對研究對象的盲法，故可能產生一定的偏倚。在今後的研究設計中可以將穴位刺激調控法與其他術前焦慮干預措施進行對比研究，在減少偏倚的同時，比較不同干預方法之間的效果差異，從而為最佳干預措施的選擇提供依據。
